第期

这是87少校友王川在中国科大60周年前夕写下的四篇回忆，从科大少年班的懵懂少年写到赴美留学的才情学子，其中不少人和事，特别是87级的同学，大家对号入座吧!作者最后不惜笔墨地写到学习精神以及对认知体系的感悟，文笔幽默，精彩之处，值得画下重点，慢慢体会。

我的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年成立于北京，明年是她的六十年华诞。一群热心的校友组织了“我们心中的科大”征文活动。本文是笔者响应这个号召，梳理的一些文字。

报考科大少年班，很早就成了志向

（一）

我是年被科大少年班录取的。童年的成长正好赶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高速成长的大好年代。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七十年代末在国内兴起了科幻小说热，媒体上对于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科学家典型，还有天才神童宁铂的连篇累牍的宣传，在我心中打下了强烈的印记。

报考科大少年班，也很早就成了我的志向。

年4月，我在湖北沙市三中就读时，参加全国初中数学竞赛，获得湖北省第一名。记得那年数学竞赛是由山西省主持出题的，竞赛优胜者获得的小册子上，还有刚刚去世的吴文俊院士的题词：奠定数学基础，重建数学大国。

多年后我才知道，沙市曾经和科大失之交臂。科学院在沙市有个干校，在年科大从北京南迁的选址计划中，除了合肥，还有河南南阳和湖北沙市两个选择。

86年暑假，一直在积极推动科大少年班建设的科大老师司有和，到沙市参加一个教育交流活动。我有机会被介绍和司老师直接面谈，司老师鼓励我第二年报考少年班。

少年班招生的流程是，先通过统一高考，筛选出四十多名新生，然后再把他们拉到合肥，进行为期一周的复试。复试包含笔试和面试，主要是为了确保学生的质量，防止有人在高考可能的作弊行为。

司老师很早就告诉我，少年班招生，是不看政治和生物分数的。所以我没有花任何时间复习这两个科目。记得生物满分是七十分，我没有任何学习就胡乱应付，居然也得了二十七分。后来我的一位来自黑龙江绥棱县的室友，当他得知我很早就有内线消息，没有准备政治生物后，（而他自己却为背诵政治生物两门课花了N多时间)，对我表达了一分钟的强烈愤慨和不满。

我对当年和司老师接触的一些细节，都记得非常精确清晰。二十多年后和司有和老师联系上，我再次表达对他当年的提携帮助的感谢，他说已经记不得我原来长什么样了。我猜测他帮助的学生太多，所以他记不住我，是正常的。这种情况我后来还遇到过好几次，二、三十年没联系的老师，我对他们的印象很深很清晰，他们对我却记得不太清楚了。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们的意识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为别人的认知角度和清晰度和自己完全一样，但实际情况大多并非如此。

（二）

年7月中，高考结束后，我和父亲去上海和苏杭旅游。从沙市沿着长江顺流而下，一路到上海的十六铺，坐轮船要三四天时间。父亲有个大学同学，一位姓蔡的伯伯，当时好像在复旦大学任保卫处长，给我们热情的接待。

记得在苏州火车站候车，看到车站墙上有一行大幅标语“大力开展群众性爱”，不禁一惊，然后发现还有第二行字“国卫生运动”。

在杭州看完岳王庙之后，坐上回城的汽车，我动作快率先给自己和父亲抢到了座位，而后面一对杭州年轻夫妇和一对外地夫妇因为一方没有抢到座位吵起来了。双方吵了二三十分钟，使用频率最高的对白是：“你再说一句试试！”但遗憾的是始终没人动手。其中一方骂另外一方，大意是“你哪怕是一晚上卖五块钱也不会有人要”。外地夫妇先下车时，本地青年大呼“杭州不欢迎你们”。

7月底把上海苏杭无锡转了一圈后，家中来电报到蔡伯伯处，说是已经收到少年班来的复试通知。这虽然在我的意料之中，但还是让我激动了几个小时。

复试之前我和父亲开玩笑，估计少年班大多数学生都是身体瘦弱不堪的，也许我还可以在里面混个体育委员当当。复试前一天的集体开会时，看到一位来自贵州的人高马大的姓桑的同学，这个想法不得不暂时搁置。

复试的时候很耀眼的一群人是来自苏州高中的同学。他们是专门为了进少年班而培养的，彼此早已互相熟识，叽叽喳喳地交谈。其他外地考生则相对拘谨一些。四十多个人中，按高考成绩排名，前五名全是来自苏州高中的。我的成绩排名第九。排名第一的是位女生，就是后来的哈佛教授庄小威，我们班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奖的同学。

8月初的科大校园，空空荡荡，大部分学生还未返校。那时合肥街头的西瓜，一斤只要三分钱。我们一群十四五岁的小孩，安置在三人一间的招待所，每天在五食堂好吃好喝，非常痛快。白天笔试的时候，一群家长和老师们就在考场外等待聊天。

复试的时候，遇到一位来自安徽宣城的同学，自我介绍时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沙市"，他觉得这个名字很古怪滑稽，“沙市？这个名字怎么这么怪？哈哈”。我回答道，“这就像耳朵为什么叫耳朵一样”。宣城同学认为我的答复粗鲁不敬，多年后对此事仍耿耿于怀。

三十年后，看看同学们个个人模狗样，或成了院士、基金经理、风险资本家，或成了这总那总，再回忆当年青涩时的各种囧事，除了想开怀大笑，还是想开怀大笑。

（三）

87年9月初入学后，马上是五周的新生军训。短暂的军旅生活，给人的记忆，是一种极为强烈炽热和新奇浪漫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门，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学生一起学习生活，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有趣。

军训是在蚌埠的坦克学院.八百多名本科新生和随行老师,坐着专列从合肥开赴蚌埠。车程只要一个小时，下车后我们集体徒步从火车站走到了坦克学院，遇到了一些好奇市民的围观。

军训的生活是每天晚上九点半睡觉，早上五点半起床出操。每天练习队形，正步走，拉练，唱歌，偶尔还有凌晨一点半突然的紧急集合。我们有机会跳到五九式坦克里观摩，学习对步枪的分解结合。

理论知识的学习，印象最深的是，第一要消灭敌人，第二才是保存自己。只有先消灭敌人，才能更好的保存自己。

最后的步枪打靶练习，记得总共打了七发子弹，前两发是测试，后面五发打了三十七环。军训之后很长时间没有机会也没有想过去打枪。二十多年后再次上靶场，两百多发子弹，很快就打光。这让我想起，巴菲特99%的财富，都是五十岁以后才积累的。有些事情急不得，条件成熟后则水到渠成易如反掌。

最后的高潮是10月中的军训演讲比赛，我的激情演讲居然在十几个系的参赛选手中获得第一名。记得演讲开始入场时，估计我走路的姿势非常滑稽，自己感觉不到，但台下同学一阵疯狂的哄笑。这种情况其实生活中很常见，我们很多时候常常自我感觉很好，但旁观者的观点可能完全相反。后来反思总结是，如果自身确实有问题，就努力改正；如果是旁观者的偏见，对我没有实质性影响，那就果断忽略，以我为主。

从进校到离校，趣事殠事多多

（一）

八七级少年班同学入学后安排住在科大的主校区，也叫东区。其它系将近八百名本科新生则被安排居住在新开发的小区，也叫西区。这些人，是西区的拓荒者和元老。后来听一位来自成都的西区同学(现为某上市公司总裁)介绍，他们搬去没多久，就自己搞了一个简陋的西区无线电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西区十大美女评选活动，通过电台播报。不过这个电台很快就因为不合法而被取缔。

90年后我有更多机会到西区闲逛，有次一位来自甘肃的外系同学(现为某知名大学系主任），笑呵呵的坐在大马路上和我细说当年轶事，把西区十大美女如数家珍地给我详细介绍。正说时，旁边有一位女生经过，甘肃同学告诉我，她在十大美女中排名第三，其父亲当时为我国驻中东某国的参赞。

（二）

科大当时有个传统，就是把每一级的本科新生中挑出成绩最好的二十几名，组建成一个班，叫做零零班，和少年班同学混在一起住，一起学习。我们八七级，零零班二十三人，少年班有四十三人。

虽然零零班同学平均只比少年班同学大三岁，但后来零零班的老同志和我们每次聚会时，常发两类感叹：一是痛斥当年被迫和少年班的一群小孩做室友，荒废了自己的大好青春。二是感叹少年班同学现在还年轻还可以继续折腾。

科大对于少年班教育的师资上，还是下了一些功夫的。我们配有专门的外教，一位来自加拿大的老师，叫JudithGee，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开课没几周，87年11月有一天，Judy突然对我们说，今天我来教你们一些英文骂人话。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F**k这个词，当时主要学的用法是f**koff，相当于中文滚蛋的意思。其实F**k这个词还有更多极为丰富强大的使用场景，我真正有通透的理解，要到几年后了。

我们当时还专门配备了一位语文老师，叫陈韶林,他的课很有趣。陈老师给我们讲述伤痕文学，还请大家上台自由发言讨论。后来讨论起爱情婚姻这个话题，慢慢就歪楼了。记得庄小威同学跑上台，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大家随便离婚，就有可能绕过一胎政策的限制，每次结婚后多生一个孩子，这样计划生育怎么管?

（三）

我在科大的头一年，生活上还是有些不适应。以前在家里都是十点之前睡觉，而在嘈杂的集体宿舍，十一点半熄灯是常态。每一个宿舍楼通常会有一个老头住在一楼，控制电闸的开关。熄灯时常会听到有人悲凉地呐喊："打倒老头！"

不能安静地好好睡觉，我开始寻求各种健身的方法,其中之一是气功。八十年代末，各种气功在中国流行，也常有气功大师到科大来搞带功报告。一次在学校大礼堂有几百人参与的带功报告，到结尾时有些参与者在大师的引导下突然又哭又叫又跳，似乎进入了发功的状态。我非常想在现场达到这种状态，但始终不得要领。

客观的说，中国的站桩，如果正确练习，确实有安神健身的作用。学校物理楼后面有一个小树丛，88年合肥寒冷的冬夜里，我常独自跑到小树丛里练站桩。几次跑去，常常遭遇深藏于树丛里的情侣，估计是八四到八六级的学长，听到有人走进来，他们遂狼狈逃窜，留下小树丛里的地上垫着的一大堆报纸。大家真的都是很不容易啊！

（四）

90年2月后，国家出台了新的出国留学政策。大学应届毕业生要出国，必须是侨属。侨属还分直系和旁系，直系的不用对国家赔偿一年两千五百元的培养费。对于我这种平民子弟，没有海外亲属关系的人，要出国的唯一选择是第三年结束时退学，这样我就不用受此政策限制。但最后出国时，父母还是要向亲友东拼西凑地借了七千五百元的培养费。

当时申请到美国读博士研究生，实际上是打了一个时间差：九零年秋季申请时，我理论上已经是个退学生了，但还在校园占了一间房，有些课还继续去听。美国的学校是假设我第二年会有毕业证书，但实际上没有。

其他更有本事的同学，虽然不是真正的侨属，只要办出一个侨属的证明就好了。一时间，在校园里常常听到的对话是:

张三：你侨属办得怎么样了？李四：还在拖，快了，快了。

学校突然冒出很多侨属，一位老师感叹：“我们科大，什么时候，变成华侨学校了?"

（五）

91年的上半年，是大家拿到来自美国各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开始要选择决定去哪个学校的季节了。记得化学系一位同学，收到来自Lousiana州立大学一位教授的极其谄媚的来信，信中大赞这位同学的成绩非常优异，热情洋溢地邀请他到自己的实验室学习。我们一起欣赏教授来信时，里面有句话给我印象极为深刻。

原文是:AlthoughIhavepresumblyassumedyourattention……翻成中文是：虽然我自作多情地认为,你开始对我注意。

当时一群好事者围观这封信笑了半天。这场景，像极了一个美女和她的一群闺蜜，围观一封来自美女崇拜者的肉麻的求爱信。

没有大学本科学位，这个问题颇困扰了我一阵子。年夏天我来到罗切斯特大学读博士生，没多久学校给我发函，要求我出示本科毕业文凭。我去找导师求助。我的导师James李，出生于苏州，和杨政宁李政道是同时代的人。他是材料学界的大师，除了诺贝尔奖外，业内的其他大奖全都拿过了。他对我说：“拿不出来，你就不理他们好了。”

我有些诧异，不理怎么行？会不会有问题？但当时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后来罗切斯特大学也没有找我的麻烦，我也终于顺利地在年5月获得材料学硕士学位。而在此之前，我的最高文凭是年的一张初中毕业证。

此事给我的启迪是，有些事情的处理，不回应不行动，静观其变，以静制动，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作者年在长城

论逍遥津门口卖冰棒的也不放过的精神

（一）

合肥，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期，东吴孙权曾带领十万大军进攻合肥。曹魏一方，以猛将张辽为首的守军，把握战机，以少击多，演绎了著名的”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故事。逍遥津公园是合肥市内五十年代修建的一所公园，节假日游人络绎不绝，也常有科大学子的身影。

90年的某一天，科大某常务副校长，在一次学生干部的大会上，痛斥个别同学的行为不端："我们有些同学搞对象，什么人都搞，甚至连逍遥津门口卖冰棒的也不放过！"

听众不乐意了，底下有人咕囔道：“卖冰棒的怎么了，卖冰棒的也是人啊！”

实际上，在科研，投资，创业和各个其他领域，恰恰需要的是一种摒弃成见，打破砂锅问到底，“连逍遥津门口卖冰棒的也不放过”的精神。科学史上许多意外的发明发现，从青霉素，X射线，到可植入心脏起搏器，微波炉，无不是当事人的“什么都不放过”的精神造就了最终的成功。

（二）

少年班和零零班的同学，都是来自各地的各有特色的学霸，在某一方面有着“什么都不放过”的特质。班里有湖南和新疆两省的高考状元，湖南和甘肃的高考第二名。如果只是个市高考状元，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说。

湖南高考状元老胡，带着一副六百度近视眼镜，进校后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对吃喝玩乐似乎没有任何兴趣。偶尔在校园相遇时，是在去开水房的路上，看到他瘦弱的身躯拎着六个热水瓶疾速前行。老胡三年就修完了大学五年的课程，连跳两级，和八五级同学同时毕业（科大是本科五年制）。这种彪悍的程度，班里许多同学自愧不如，尊称其为“超级大牲口”。

老胡的两个儿子，三十年后，也不比他们的父亲逊色。代表美国参加年国际奥林匹克计算机竞赛培训的26个候选人中，19个是华裔，其中九名来自硅谷，而老胡的两个儿子双双入选.还有另外一人是八六级少年班同学的儿子。换句话说，老胡一家，就占领了美国代表队候选人的8%的份额.而科大校友的子弟，占据了美国队12%的份额。

（三）

除了学霸之外，班里还有各类奇葩，一个突出的典型是老欧。

老欧并不姓欧，他是土生土长的湖北人，一张口就是浓郁的原生态的湖北普通话。在一年级学习普通物理时，有一个所谓小o（littleo)和大O（BigO)的概念时。一个兰州同学觉得他的小欧和大欧的发音特别滑稽，遂给他一个老欧的外号。

老欧爱思考，也爱把他成长路上的各种令普通人难以启齿的困惑和迷茫，极为坦率地和大家分享。尽管我们老拿这些话回过头来揶揄他，他不仅不在意，还似乎很得意。

貌不惊人的老欧成了我们班最早出国的同学之一，年夏天去达特茅斯（简称大毛）读研究生时只有十七岁。老欧也是依靠九十年代硅谷的dot